，本文发表时为日本立命馆大学全球文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现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McKenzie研究员、莫道克大学印太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综合资本主义、地理政治学经济学及能源转型与工业政策；，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国家转型及区域治理。
近年来，不少学者指出，自由国际秩序正在被一个更加碎片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所取代，世界正朝着更加分散的地理政治学和经济集团发展，这些集团围绕着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而联合起来，从而形成“新冷战”。本文认为这样的说法模糊了支撑这个新秩序的社会阶级关系。借助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UCD）”分析框架，本文指出，新的多极秩序的核心是一个新的、国际化的国家商业阶级的出现，特别是在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全球南方国家。这个商业阶级在大国之间（主要是中美之间）由“监管地域（Regulatory Geography）”方面的竞争中所巩固，并内化在国家机构和政策中。这种社会和制度现实导致了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产业政策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民族主义产业政策出现了合并，并最终形成新的威权国家形式。这些动态并不是如冷战期间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而是核心国家与非核心国家之间在监管控制、产业政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纠缠，也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所导致的阶级关系的重构。因此，将新的国际秩序描述为“多极化”或“新冷战”是不合适的。
将新出现的国际秩序视为一种“多极化（Multipolarity）”忽略了新的地理政治学经济组合正在重新连接核心-边缘国际秩序（core-periph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这一事实。这种核心-边缘国际秩序正在催生新的国家形式（state form），并由此重塑而不是取代新自由主义。这一过程应被理解为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回应。UCD的过程在全球和国家范围内运作，不断重塑或结合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形式，最终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多种途径。从UCD的视角分析当代地理政治学动态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UCD强调地理政治学进程如何塑造阶级和社会关系。它的解释框架能够分析地理政治学与经济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本文与寻常的UCD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关注由地理政治学经济转型引起的组合形式的一直在变化过程。
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通常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联系在一起。过去几年，“华盛顿共识”与一个更广泛的战略议程——“拜登经济学”（美国前总统乔·拜登的产业政策计划）相关联。拜登经济学的主要元素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CHIPS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货膨胀减少法案》。它本质上是一个扩张性的财政议程，旨在通过国家援助和产业政策直接帮助美国中产阶级。这些政策与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冲击”理论（“China Shock” theory）的影响，该理论谴责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规模扩大的破坏性影响，并通过贸易黑名单、进口禁令和别的形式的政府干预来证明对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承诺的逆转是合理的。相反，拜登经济学通过一项新的大战略改变了全球供应链的格局，该战略涉及市场工具和地缘经济战手段的融合，以及国家利益的重建。它被认为是新华盛顿共识（NWC）——这是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2023年提出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将NWC归结为通过美国与其“志同道合的国家”的联盟网络运作的战略工具。这些说法都指向一种观点，即NWC不同于旧的华盛顿共识，其中包含保护主义政策和友谊支持供应链，美国及其盟友通过这一种方式利用相互依存来服务各自的战略目标。就经济和安全被定义为不同但相关的领域而言，这种观点对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解读产生了新的地理政治学想象，其核心要么是新的国际秩序组合，要么是作为去全球化的地理政治学现实（例如Ikenberry对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的论述）。
本文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重塑国际秩序的结构转型和构成新的组合动力的四个关键要素（国际化的国家商业阶级、大国监管地域、国家与市场主导的产业政策的合并、新的威权国家形式）。作者提出，这一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综合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过去十余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中出现的。本文呼吁学界将“综合发展”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过程，一个可以在地理政治学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触发的过程，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新冠疫情。这样的关键时刻可能会产生新的综合发展模式。简而言之，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新兴的、难以驾驭的多极世界的社会基础。
虽然“多极化”概念在研究地理政治学方面突出了经济与安全的联系，但它忽略了一直在变化的阶级关系在巩固这种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方面的关键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根植于国际经济进程的国家商业阶级的崛起。在这里，将产业政策视为正在激进地转向旧的发展主义战略的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转变不仅是由保守的民粹主义政权（如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和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推动的。相反，国家内部关键公司的利益根源于国际或区域资本积累过程的事实为这些政权提供了社会基础。
这种新的“内部资产阶级”（interior bourgeoisie）的出现是新多极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内部资产阶级是从新自由主义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中出现的一个商业阶级。这一阶级被定位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定本地化过程中，将各个地区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联系起来。在海湾国家，这个新的商业阶级是以“温室”的方式出现的：从20世纪60年代受国家支持和以家族为基础的贸易集团，到当代少数大规模的公司集团的统治地位。同样，在印度尼西亚，国家一直在利用有选择的工业政策来促进与政权关系良好的以家族为基础的公司集团的跨国化，这使得这部分资本得以自我巩固，成为一个新的商业阶级。
这一新的商业阶级的典型代表包括印度的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越南的VinFast及土耳其的Baykar Defence和Aselsan等国防制造商。这一阶级试图塑造新的全球化模式，而非单纯的国家主义的新形式。例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在积极地通过补贴、免税、信贷安排和大宗赠款来维护土耳其出口导向型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帮助土耳其出口商融入全球市场。由于过去20年来国家对国防制造商的投资，土耳其从海外国防合同获得的收入在2020年至21年增长了42%，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外国合同占一些公司收入的90%。由土耳其公司Baykar生产的Bayraktar TB-2无人机在2022年因帮助乌克兰军队反击俄罗斯的攻势而声名狼藉，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包括埃尔多安的女婿。
除了国家支持的私人资本发展之外，国家资本也构成了这种新多极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印尼，国有企业不仅在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且在供应链网络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供应链网络是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例如，作为印尼矿业、石油和电力基础设施领域最著名的四家国有企业的合资企业，印尼电池公司（IBC）长期与中国和西方公司，以及关系密切的国内公司集团，共同投资电池的上业，包括镍矿和冶炼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有企业通常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并与私人资本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方面，国有资本还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如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Temasek Holdings），它们也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关键参与者。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投资局一直在寻求与关键的私人资本联手，并影响绿色基础设施和能源转型矿业等关键领域。简单地说，新的国家商业阶级植根于一个国际化的积累过程，并且受制于与私人资本的重组。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允许私人和国有资本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联系，这对国家商业阶级来说也是关键的。国家资本的阶级基础对于理解国际新秩序的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
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全球贸易和生产规则正在重塑，这给非核心国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对关键技术所有权的限制。例如，如上所述，印尼在电池生产方面受到美国对中国在所有权方面的限制：中国拥有或控制25%以上股份（包括股权、投票权或董事会成员）的公司，将没有资格享受美国《新能源投资协定》规定的税收抵免。印尼多数镍矿项目的中国持股比例都超过25%。此外，围绕中国的“去风险化”炒作已经延伸到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电动汽车贸易纠纷，以及安全问题的扩散，导致了国防预算的增加和对中国科技投资的禁令。在5G网络和量子技术等领域的技术竞争正在推动非核心国家在日益加剧的美中竞争中站队。
这种动态表明了促进新的国际秩序结构转型的第二个主要因素：通过新法规将安全和资本主义经济联系起来的监管地域联盟。这些联盟以将经济和安全关联起来为特色，包含了美国等核心国家的关键战略目标。不同的国家，例如越南，可以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同时还参与“一带一路”倡议（BRI），在与中国追求“共享未来”的同时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印尼试图通过与韩国等其他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规避针对中国的镍产品贸易管制。据报道，三星和LG化学等韩国电池制造商已与中国相关的镍生产商和包括特斯拉在内的税收抵免受益者建立了间接供应关系。同样的，菲律宾在考虑实施镍出口禁令的同时，也在美国领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中寻求更大的自由，以吸引西方投资者投资其下游产业。
这里可以看出，各国可能会选择成为多个监管联盟的成员，这似乎是新兴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这是国家采取的对冲策略，这一论点有所缺陷。本文认为，这些监管联盟是大国竞争的内化表现。我们需要将不同监管联盟之间的竞争视为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即BRI vs NWC），这种竞争不是发生在国家外部，而是在国家内部。以巴基斯坦为例，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体现。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巴基斯坦获得了71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涉及能源、经济特区、铁路和公路网，以及瓜达尔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巴基斯坦正陷入“债务陷阱”，但中国的贷款和投资的流入已经重新调整了巴基斯坦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2017年，摩根史丹利资本将巴基斯坦的地位恢复到“新兴市场指数（Emerging Market Index）”，此前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它曾将巴基斯坦下调到“前沿市场指数（Frontier Market Index）”这种评级意味着巴基斯坦股票市场正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因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从全球参与者流入该国。
2024年6月，由于政治动荡和债务问题，巴基斯坦再次被降至“前沿市场指数”。然而，这并没有使其脱离全球资本市场。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了对巴基斯坦的延长基金安排，使其能够获得约10亿美元的资金。在时任总理伊姆兰·汗的领导下，巴基斯坦不仅从中国，还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筹集了158亿美元。由此，民族国家得以在新自由主义外衣下重新确立。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加上暂时恢复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使巴基斯坦与军事有关的商业集团的阶级力量获得了恢复。2019年11月，中巴经济走廊管理局成立，Asim Saleem Bajwa中将担任局长。2020年7月，《中巴经济走廊2020年授权法案》被提出，实际上是将走廊交给了军队，使他们能够扣押价值两倍于中巴经济走廊本身的资产。尽管管理局于2022年被废除，但它的成立足以巩固军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当经济状况恶化，如上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巴基斯坦的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
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结合，以及政治制度内部的压力和矛盾，标志着资本主义综合发展的新模式。正如罗尔夫（Steven Rolf）所说：“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结合的不是生产方式，而是资本主义的形式。”
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人们重新关注产业政策，并利用政治战略来保护关键产业。随着各国表面上脱离竞争和开放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工业补贴和贸易政策变得更加保护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既不是旧意义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即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也不是一种保护国内资本不受外国资本侵害的攻击性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民族主义是如何变得不稳定，以至于甚至支持放松管制和市场工具。正如埃里克·海勒纳（Eric Helleiner）所言，“经济民族主义可以与广泛的政策项目联系在一起，包括对自由经济政策的支持。”
支撑这种活力的结构性力量之一是工业资本、国家资本和国际化国家精英的新兴联盟力量，它们推动了政策变革，进而重塑了全球政治经济。在新冠疫情后的全球经济中，新兴市场越来越倾向于捍卫“经济主权”，并利用其产业政策向发达经济体转型。例如，在东南亚，东盟成员国之间有一种默认的共识，即支持下游加工，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控制资源。2023年5月，印尼在由其主办的第42届东盟峰会中强调，成员国应致力于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并成为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采取措施限制关键矿产的出口、促进投资以建立国内下游价值链、保留国家对采矿业的所有权，这些都是优先事项。印尼本身也一直在向下游加工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包括但不限于电动汽车电池生产。为了鼓励国内冶炼厂和下游产业的建设，该国对各种矿石和未精炼金属实行出口禁令、关税和配额制度。
印尼并不是唯一寻求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并摆脱“资源诅咒”的国家。继印尼之后，菲律宾一直在考虑对未加工的镍矿实行出口禁令。2023年10月，马来西亚禁止出口对高科技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稀土原料。这种产业政策转向的独特之处并不是像一些人轻易假设的那样，是从新自由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或“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关于“减少国家和增加市场”；它更多的是关于重新配置国家和市场。当前的产业政策正是这样做的，通过以新的结构形式重新构想市场与国家的结合，包括将新自由主义逻辑与干预主义产业政策结合起来的混合政策。
印尼下游产业近年来的发展往往与中国资本联系在一起，因此称印尼的政策为保护主义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市场友好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工业集团在关键的矿产领域实现了国际化。自2004年以来，世界银行已将印尼的所有政策性贷款编入一项新的业务政策，称为发展政策贷款（DPL）。该计划分为九个阶段，持续到2014年，由印尼财政部和经济事务协调部作为执行机构。这笔贷款附带了一个政策条件，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和财政管理、解决公共腐败和减轻贫困。为应对新冠疫情，世界银行于2021年延长了DPL，以帮助印尼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并支持制定《创造就业机会综合法（Omnibus Law on Job Creation）》，旨在最大限度地简化投资和许可程序。
然而，《综合法》实际上已成为印尼对下游产业进行去风险投资的合法政策框架。与《综合法》工作委员会和印尼众议院领导层有关的重要行为者与采矿和传统能源企业（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煤电厂）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项目为采矿公司集团及其盟友的利益提供了自由市场的“政治基础”，这些国际公司的技术和资本对印尼的下游产业非常重要。通过《综合法》集中处理采矿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削弱导致冶炼厂和工业园区迅速增加，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镍生产国。此外，鉴于镍价易波动，国家试图干预镍价，以维持全球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此类政策实践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旨在确保国家的资本积累并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在新的多极世界中，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即新的威权政体。在这一政体下，国家积极参与资本积累的实践，将国家权力和资源转向通过积极的剥夺政策来增加资本积累，并通过在大国竞争中保护国家利益来使资本积累合法化。凭借其下游产业的“炒作”，印尼迅速建立了多个工业区，以容纳冶炼厂和自备发电厂。印尼的Weda Bay工业园区已经建造了五座燃煤电厂，并计划再建造七座，这些电厂通过燃烧低质煤，每年将提供约3.78千兆瓦的能源。煤炭的使用与绿色供应链的目标相矛盾，而绿色供应链一直是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的主要卖点。与此同时，在2022年，Morowali工业园区的镍工人向印尼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称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导致了呼吸、记忆力减退和心脏病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压迫性的转变不仅与更广泛的经济政治联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括欧洲公司、巴西公司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它们利用了印尼以增长为导向的政权谋取自身利益。
国家继续以各种新的或后新自由主义的伪装重申自己，这使得新的威权统治形式成为可能。下游加工伴随着更大的行政控制，日益压迫的安全机构以“维护经济稳定”的名义来管理异议，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的合法化策略，如将非政府组织发表的报告诋毁为“外国干涉”或“新殖民主义”。反过来，这种形式的国家培育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化资本，其中又包括与欧洲和巴西有关联的公司，这些公司在矿产下游项目中拥有大量股份，其国际化也与中国资本联系在一起。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新自由主义是如何通过在竞争导向下重塑国家机器的制度基础，并（重新）将它们定位为积累的监管人，从而在国家机器的制度基础上茁壮成长的。
本文意图避免无益的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或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二元对立，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对关键的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推动新的社会和政治组合形式的方式进行更持久的分析。本文并不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其主导地位，或者非核心国家已经崛起。相反，本文提出，这些社会和阶级的新的组合形式是新的多极秩序的基础。未来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国家商业阶级精英是否会巩固自己作为跨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是会保留它的国家基础。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对多极世界秩序和大国竞争的分析，或者通过近年来重新概念化的更广泛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理论来推进对国家商业阶级的认识。
在政策方面，本文为政策制定者如何衡量这种多极秩序的政策框架提出了三个见解。首先，政策制定者面临着贸易和投资问题日益安全化的挑战，这反过来又损害了经济相互依存，威胁到应对全球危机的合作。在这里，重要的是要采取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方法，摆脱一种想当然的假设，即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地缘政治驱动的整体实践。正如本文所示，国有资本经常与私人资本联合起来，并且是由国家商业阶级形成的更广泛的监管联盟的组成部分。绝大多数国有资本是根据各种商业动机运作的，只有一小部分实际上遵循明确的地缘政治逻辑。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重新定义LIO的不仅仅是大国竞争。各国的发展议程，以及当前并存且交织的危机——乌克兰危机、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财政和债务危机，以及日本和英国的经济衰退——都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重组，导致政策调整都在国家内部或通过国家形成。因此，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承认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社会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正在重塑多极秩序。
最后，当前全球新秩序的转变可能会造成政策困境。这将是当代政治面临的关键挑战。正如印尼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威权国家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地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通过各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以投资为导向的政权。明确使用国家干预主义产业政策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背离，而是进一步延续了“以自由市场的名义创造监管和激励”。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超越关于自由秩序回归和多极化出现的无休止辩论。此外，我们应该避免陷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的困境，这只是延续了冷战中过时的二元逻辑。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的是这种新秩序的社会基础。正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危机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旧的正在死亡，新的无法诞生；在此间隙期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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