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林废弃物利用：没“烷”

  生物质是未来补充化石资源的主要可再生资源之一，也是唯一可转化为固体、液体、气体能源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同时还可转化为生物基材料和化学品，其对未来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近日举办的2024中国化工学会能源、材料与化工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勇指出，我国生物质资源主要来自于农林、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废弃物，量大面广且兼具资源和环境二重性。任其自然排放，会分解产生大量甲烷等温室气体，也会导致水体、土壤污染。应赋予其战略资源属性，以保障生物质利用技术和产业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是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他说。

  据陈勇介绍，生物质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类。主动型生物质是人类为获取能源、资源而主动生产的生物质，包括含油、含糖、淀粉、纤维素类能源植物等，具有可主控、可规划、可定量等特点，被视为正常的能源、资源；被动型生物质主要指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包括林业废物、农业废物、畜禽粪污、果蔬边角料、食品加工剩余物等，具有难主控、难规划、难定量等特点，同时也是造成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的污染源。

  “众所周知，欧洲、巴西等地区和国家生物质利用工作做得很好，他们用的主要是主动型生物质。”陈勇介绍说，我国的生物质大部分属于被动型生物质。因其具有资源和环境的二重性，应优先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将生物质视为废弃物，相应的管理机制、应用模式、价格体系等影响了生物质利用产业的发展。

  “农林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不仅能大幅度降低甲烷排放，更能实现巨大的能源与环境效益。”陈勇表示，《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提出了八大重点任务，其中第三条任务就是推进农业领域甲烷排放控制。目前，我国农林废弃物年产生总量接近100亿吨，如果不加以处理，任其自然分解，会产生大量甲烷、氧化亚氮及其他污染物。而我国每年农林废弃物能源化利用潜力约为13亿吨标煤，农林废弃物全量化收集利用将能够直接减少碳排放30多亿吨。同时，含有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全量化收集与利用将能够替代化肥（折纯）约9000万吨。

  一是资源属性认识弱，缺少管理机制。首先，属性认识不足。农户对于畜禽粪污、作物秸秆的资源、环境、民生、零碳等价值属性认识不深刻，往往将其视为无用的废弃物，甚至到处乱丢，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其次，缺乏统一规划。缺乏针对这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统一规划和战略布局，不一样的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配合，难以形成合力推进资源化利用工作。再次，信息管理缺位。尚未建立起覆盖收集、运输、处理、利用等环节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体系，导致废弃物收集端与利用端信息不对称，阻碍了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二是利用技术水平低，缺少系统行业标准。我国在农林废物资源化利用方面存在技术瓶颈，如热解生物炭还田技术经济性待提高，生物质制备绿氢、甲醇、航空燃料等高值化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而由于研发技术方面投入不足，也缺少对这些技术的持续稳定支持，制约了利用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时，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系统行业标准体系，未对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技术水平、经济性、能源消耗、环境影响等作相应规定，导致利用不规范，环境经济效益欠佳。

  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国家政策落实不到位、土地流转经营政策不落实，难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同时，废弃物收集没有规模化，也就难以实现现代化、集约化收集，加之原料价格波动大，缺乏信用管理制度，人为随意调整原料（废弃物）价格和缺少价格干预措施等因素，大幅度提升了资源化利用企业的运营风险。此外，我国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市场体系不完善，尚未建立面向绿色GDP和与碳税相结合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体系，缺乏公平、透明、规范评价废弃物处置生态效益的市场环境，制约了产业健康发展。

  据介绍，应用现有资源利用技术处理农林废弃物，直接损失排入环境占比约为38.2%，有机肥占比26.7%，生物质能占比16.2%，饲料占比7.6%，原料占比5.2%。陈勇指出，当前农林废弃物资源能源化利用比例较低，提升收集率与利用率，降低直接流入环境导致的污染与资源浪费，是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他建议生物质转化技术应向更加高质高效的生物燃气、制氢产醇、生物基材料、生物化学品方向发展。

  为此，陈勇给出四点建议：一是赋予农林废物战略资源属性，纳入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必要时组建国家生物质利用集团，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强科学技术创新、标准建设，促进农林废物高值化利用。三是积极地推进土地流转经营政策落地，提高规模化、集约化效益。四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定价体系，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