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在乡村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绿色发展是高水平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的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创造性的回答了为啥说在乡村“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问题。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二者运行机理来看，二者在“新”和“质”的内涵与外延相辅相成、绿色属性与基本特征高度融合。尤其是在建设高质量美丽乡村上，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之间在发展理念、运行机理上形成了深度的内在统一。

  从唯物史观来看，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蕴含着丰富生态文明思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绿色生产力。但他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有机构成，有效地区分了自然和社会两种生产力。始终将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当作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突显生产力所蕴含生态价值。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地谈论生产力及其作用，而是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因此，只有协调好两种生产力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客观正确地保护好自然生产力，才能形成有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力。

  绿色生产力是人在协调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矛盾的必然产物。在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在使人类社会物质财富一直增长的同时也使其陷入的生存环境的危机之中。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在有限资源枯竭之前社会生产实践陷入停滞，就必须探寻适应经济、兼顾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力，又称之为生态生产力。绿色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在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以生态化的理念和技术对生产力内部基本要素、组织方式、使用效率的绿色化改造，从而使其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的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的一般意义的生产力，其“新”是由创新起主导作用突破传统的生产力；其“质”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创新生产要素配置、产业深度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与绿色生产力基本内涵是融汇贯通的。

  从人的劳动看，发展绿色生产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层次人才，尤其是需要培育具备环保意识、绿色技能和生态文化素养的智力型劳动者。马克思阐明了劳动者是整个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和革命的因素，也是人与自然交互的中介。随着我们国家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越来越成为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因素。其一，劳动者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水平直接影响乡村生产效率和美丽乡村建设质量，其生产主体地位也紧密关系着绿色生产力创新性与持续性。无论是生态农业的推广，还是绿色技术的普及，劳动者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素养都是实现高效生产的主要的因素。其二，劳动者的创造力是推动技术革新和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智慧农业和生态经济的实践中，劳动者的创新实践为生产力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推动乡村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其三，劳动者作为新质与传统生产关系的调节者，其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在生产关系变革中影响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参与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建设和社会治理，劳动者为绿色生产力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绿色生产关系，将生态化理念持续注入。

  从劳动资料看，由一般生产资料为主向绿色智能生产资料为主转变，其核心是劳动工具。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和绿色化已成为重构乡村生产体系的核心要素：其一，在创新技术层面上，智能化劳动资料的普及，如无人机、智能灌溉系统和农业机器人，不仅大幅度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减少了资源浪费和劳动强度，为乡村生产力注入了科技活力。其二，在生态效益层面上：绿色生产工具的应用，如光伏发电设备、生物质能转换装置等，减少了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优化了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了乡村生产的全部过程的低碳化和可持续性。其三，在乡村社会层面：智能化、绿色化劳动资料带动了劳动者技能结构的升级，为农业生产者和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多技术型和知识型岗位，助力乡村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劳动资料从机械化向智能绿色化的转变，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美丽乡村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生态转型的必然路径。

  从劳动对象看，由乡村传统农业的物质实体为主向生态有机的对象为主转变。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实践的基本构成要素，其开发与利用方式直接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与生态性。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对象的种类多样化与开发精准化。新质生产力扩展了乡村劳动对象的范围，推动劳动对象的生态化转型，使自然资源、城市资源更广泛地融入乡村经济活动，从而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中资源利用模式的变革。例如，农村地区通过开发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弥补了传统能源的不足。另一方面，生态优先取代资源占有的粗放开发逻辑。在美丽乡村的生态化生产方式中，劳动对象的选择标准从“最大限度占有”转向“最优化利用”，以此来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二者在基本特征上具有深度融契合。新质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乡村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同时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绿色生态”特征，它以保护生态为前提推动乡村生态经济发展；把崇尚环境纳入高质量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要素；把城乡绿色资源的有序供给和有效供给结合起来，彰显了绿色、创新、可持续的生产力形态。绿色生产力以绿色发展、追求生态效益为主要特征，遵循保护乡村ECO优先，有效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以追求自然资源利用与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动态平衡为目的。因此，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以生态化转型和保护重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辩证统一。在传统生产模式中，资源的无序开发与环境的过度侵占导致了城乡ECO的结构性失衡，乡村尤其沦为城市资源提取地和生态污染承载地。新质生产力通过清洁能源、循环经济技术和绿色工艺改造生产体系，实现了资源开发的生态平衡。以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逐步替代部分产业对高碳能源的传统依赖，为城市减少碳排放压力。优化城乡循环经济模式、提高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率，将秸秆、畜禽粪便转化为有机肥或生物质能，形成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生态循环路径。可见，绿色化生产力有效调和了城乡在资源消耗上“二元对立”的矛盾，为美丽城乡融合建设构建了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新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动城乡资源在循环流动中的高效利用。传统生产力因技术方法单一、利用效率低下，长期以来陷入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的双重困境，尤其在乡村地区，生态资源退化、过度消耗十分突出。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变革了以往经济体系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轻创新驱动的格局。新质生产力引入精准农业、绿色制造技术，推动城乡资源的科学化与协调化调配。比如，精准农业利用无人机植保、传感器监测等技术来降低肥料、农药的浪费，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绿色生态技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城乡产业链条需求，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新质生产力构建了城乡协同的资源循环机制，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通过在乡村部署绿色数据中心承载城市计算需求，同时为乡村引入数字化技术上的支持。这一技术驱动的资源整合模式强化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使城乡生产体系在整体协同中实现绿色转型。

  新质生产力以生态优先为导向推动城乡生态效益，重构城乡生产力发展的伦理逻辑。在传统生产力框架下，自然被工具化为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附属资源，乡村则成为城市工业化扩张的原料供给地，这种异化逻辑导致城乡关系的长期失衡。新质生产力通过对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深层次地融合，激活绿色生产方式促进生态效益。新质生产力将乡村自然资源从单一供给者转变为生态产业的中心组成部分，使城乡融合在发展中实现生态责任共享、生态效益共享。引入环境评估与生态补偿机制，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性被有效内部化，城乡区域间的资源开发更趋于公平与可持续。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过程中推动了生态价值观的传播，将传统乡村文化中的自然崇拜与现代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为城镇和乡村居民提供了一种尊重生态、共生共荣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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