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之后，我们集团的煤炭销售业务赶上了行业的黄金时代，在长江中下游很多城市设了办事处，除了零售，还和一些当地大的用煤单位保持着稳定的业务往来。
集团有4个煤炭销售公司，我们本地以江为界，南岸和北岸各设1个，外地的产煤县有2个。邱总是我们北岸公司的经理，他过去在乡镇企业干过多年煤炭供销经理，从业经验比较丰富，北岸公司每年业绩在4个公司里都是第一。他精力充沛，能说会道，常年西装革履，给人一种职业精英的感觉。
煤炭销售公司的业务就是收购和销售煤炭。我们本地虽然产煤，但2/3的煤炭都是发热量在5000大卡以下的中低等煤。集团2座煤矿出产的煤，发热量基本保持在5000大卡左右，已经算得上是优质煤，不愁销路了。老板规定集团旗下生产和经营企业都实行绩效考核，工资奖金和效益挂钩，集团的煤矿依据市场需求有自主定价权，就算自己的煤炭销售公司要用煤，也不会有优惠价。
所以，邱总经常去本地盛产煤炭的乡镇或相邻县的煤矿采购煤炭，为了压级压价，他喜欢驱车去山高路远的煤矿和非法小煤窑，一般都是披星出发、载月返程。买回来的基本都是4000大卡的煤，甚至更低等的，如需以次充好，就会用我们集团煤矿的好煤覆盖在土面上。
集团总部在市里，老板平时坐镇，老板娘是助理。下面分公司，设有综合办和财务部，由集团副总全面负责。分公司所有的车辆属我们综合办管理，由我们的头儿谭主任直接调遣。4台车，其中1辆高档小轿车，跑不了烂路，只靠3辆“猎豹”越野车跑山区，显得很紧张——2个煤矿来回城里办事，煤矿人员去各井口检查，每月去矿上发工资得用；销煤公司下乡收购、去煤坪得用；其它公司也要用车。于是立下规定，各部门、各公司用车，都要提前预约，开好用车单给我们，我们再按顺序给司机开派车单。
那年秋末，邱总和谭主任因用车的事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起因是邱总几天前就和谭主任联系了说要用车，谭主任本来做了安排，但计划没有变化快，邱总用车那天，偏偏赶上煤管局联合各部门集中打击非法小煤窑，差车，就来找公司副总借。副总不敢怠慢，叫谭主任立刻派车。谭主任说已经有2台“猎豹”去了煤矿，只剩邱总要用的那台了。副总说，“主管局得罪不起，他们就用一天”。
结果，邱总早上一听说没车可用，在楼道里直接堵住了刚上班的谭主任，没听完对方的解释，就发了火，说下面的办事处等着要货，船都上载几天了，联系的煤矿还没发来煤，他们必要去“赶进度”，不然就得多付给船老板误工钱——销煤公司为了节约装卸费，经常“突击装货”，跟煤矿订好了时间，车子直接把煤拉上船。
同事们听见争吵，都围过来看。谭主任见邱总不听解释，说话还带着脏字，也火了，大声回怼道：“你急不急有我毛事？你自己没考虑周全，来迁怒我？”
两人针锋相对，整个楼道里，回荡着他俩的争吵声。副总也来了，阴着脸把邱总叫进他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我们在外面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作为一个经理，应该顾全大局。这只是偶然的事，你在办公场所大吵大闹，有失你的身份，影响很坏！”
邱总余怒没消，又解释了几句，副总没心思听他唠叨，直接下了逐客令：“回你办公室消消气，好好想想，今后对人对事，端正态度！”
因为这事，下面就有了传言，说邱总他们销煤公司绩效好，去年集团“大团年”后，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小团年”，每人发了一床毛毯。我们综合办那3个越野车司机也被邱总请去了，专门感谢他们一年来跟着自己的辛苦付出。他怕引起别人不满，还给3个司机招呼说要保密，不要说也拿了毛毯。可年后，我们机关人员都知道了。
本来这事没人计较，但因为那次争执，传言都说是因为谭主任不满邱总给司机发了东西，却没给他这个直管领导发。谭主任知道后，笑了笑，对我说：“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去年他们有次临时增加路程跑别的煤矿，走的那条公路翻修，把车子的底盘都剐坏了，我都没吭声。”他停了停，犹豫了一下，又道：“他喊司机去吃饭，说白了，就是方便他假公济私用车！”
邱总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又给老板打了电话。目的不是询求安慰，而是要求老板增加车辆。老板不吭气，他又去找了管财务的老板娘。老板娘答复说，目前集团多元化发展，资金占用大，暂时没钱，叫他忍一下。
于是，因为车的问题，邱总和谭主任好像结下了梁子，俩人除了工作上有交集，平时连寒暄都免了。
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发言说：“我们开公司都是以逐利为目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是赚钱单位，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集团的政策和配置就应该第一先考虑我们，切实解决生产经营的问题。”
他说自己估算过，只要增购2台越野车，不但可以解决煤业这块的需要，也可以大幅度缓解别的子公司用车吃紧的现状。他希望这2台新车从今年销煤公司年底的利润中解决，不惜以明年他们公司利润翻一番作保证，说如达不到要求，就扣他绩效工资。口说无凭，他可以为此立下军令状。
老板和老板娘低声交流了一下，答应了他的要求，说新车保证年底前落实。会后，老板娘叫我联系一个卖车的亲戚，说给他私人一笔中介费，由他运作，帮我们以出厂价提2台“猎豹”。
10月底，车提回来了。邱总又跟老板说，他们销煤公司要自留一辆。老板不同意：“车的油、保养、维修、保险，必须得有专人负责，你为这些事再招个人，增加成本不说，也跟集团车辆理管制度的规定冲突——我已经给谭主任说了，保证你们的优先使用权。”
虽然事情没有百分百按照邱总的意思来，但用车紧张的问题还是解决了，这让邱总在集团中的声望又提高了不少。车多了，谭主任又对车辆使用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比如派车单上，批准去什么目的地，司机只能去这里，如要临时更改和增加里程，必须由用车人请示主管同意，主管再通知司机执行，否则，司机按擅自出车扣工资。然后又招新司机，邱总推荐了一个熟人来，结果没考上。
用车有了保证，邱总忙得更起劲了，除了春节3天，他几乎天天都去办公室给老板用座机打电话，或汇报工作，或听取老板意见，或要车去煤坪检查工作，搞得司机们都有点烦他——忙了一周，好不容易盼到周末，他却总要用车。
有人说，邱总专门挑休息时间在老板面前挣钱表现，谭主任也带着嘲讽跟我说：“他比老板都忙”。
听到这些风凉话后，邱总就跟老板娘申请，最后司机节假日出车，能增加几十块钱的补贴。但司机们还是不愿意加班。
我和邱总接触密切起来，始于一次上书政府反映煤炭外销税费太重的情况。邱总开始给我看了他写的初稿，谈了他的想法和建议，想请我来起草文案。我不好拒绝，只能说：“这个不是咱们一个公司的事，事关咱们县整个煤炭行业，你得有全行业准确的数据，有事实、有依据，写的材料才有充分的说服力。”
于是，他带着我去了煤管局、煤炭协会等一些“涉煤”单位，了解相关情况。他叫我放心地做，说抽我来是请示了老板的。可这事儿，老板没给我提，谭主任也没派我，为了避嫌，我主动去跟谭主任打预防针，说是老板叫我协助邱总的，谭主任便默许了——其实，他是报社多年的通讯员，我们对外的材料基本是他执笔。
熬了几天，我写完了“建议减轻煤炭销售税费”的请示，邱总上报给了政府。老板又联系煤管局和煤协，他们一起找了主管煤炭的副县长。鉴于煤炭是我们县的支柱产业，全县财政主要靠其收入维持，最后对税费做了微调。
事后，邱总逢人就对我大加赞扬，说我文笔是全集团最好的。我知道他别有用心，很是尴尬。再往后，邱总写总结材料什么的，都会请我帮忙，我写初稿，交他更改。
那年，煤炭市场出现了少见的销售旺季，邱总“翻一番”的豪言壮语实现了。真是好运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邱总很风光，反复告诉我，总结一定要多写，将他好的经营、管理经验发扬光大。他自己对集团工作提出很多建议，有的确有独到见解，集团也采纳了不少。
我们县煤矿多，出事也多。出了重大安全事故或外地有事故上了新闻，所有企业都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安全薄弱环节，还得写自查情况及整改措施上报主管部门。
我们安全检查分几个组，综合办的人员全程参与检查。基于邱总和谭主任貌合神离，每次分组都是谭主任去煤矿，我去销煤公司。煤矿矿井间隔远，有时要下井，一天两天都查不完；销煤公司就是查煤坪和趸船，主要看防洪、防雨、防崩塌。
煤坪在江边，交通方便，我们早出晚归，基本一天就结束了。晚上，身为“组长”的邱总会安排检查组吃饭。
记得第一次吃饭，邱总点完菜，叫服务员给每人发包中华烟，让我们7个人受宠若惊。这烟挺贵，但邱总常抽。他说：“工作，既然（想让）马儿跑得快，就要马儿吃得好。”菜上桌后，一个姓宋的煤老板急急赶来作陪。他的煤都卖给邱总的公司，席间频频给我们敬酒，语言满是恭维。吃完，又拖着我们去洗脚捶背，所有开销都是他结的账。
陆陆续续地，邱总又喊我与宋老板吃过几次饭，都是宋老板请客。和宋老板混熟了，我说话也少了客套，多是直来直去。
春天，我去国土局开会，看到了好久不见的宋老板。他把我拉在一边，低声说：“我和你们公司业务来往少了，你们邱总脑瓜子太灵活，花样多，咱小煤矿奉陪不起。他强迫我把陆上货运交给小丽代理——可运输是我煤矿的那个村垄断了的，我违反了，村里就要给我断路，煤矿就得停产。现在煤炭不愁销路，我只能少赚点了。”
“小丽”是干货运中介的。因为煤炭产业发达，我们县催生出很多“涉煤”业务，中介是其中之一，他们帮有煤的单位找船，又帮船主找货，成功了就收取佣金。此外，小丽也是邱总的红颜知己，销煤公司的货运业务是她在做。她常来我们公司结账，我见过，年方26岁，已婚，略有姿色，打扮精致。大家都说她是邱总的情人，每次我去邱总的酒局，基本她也都在。
我们老板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见有利可图，集团也成立了货贷公司，进军货运中介。谭主任被调去当经理，综合办对外招了个主任，但没干多久就因为薪资低辞职了。我被任命为新的主任，邱总说，是他向老板推荐的。
既然有了自己的货贷公司，集团旗下所有煤炭运输顺理成章被收回老板的口袋，邱总不能自己再去找船了。其实，集团船运公司的船主要是运市里的集装箱，运煤还是得找外面的船。小丽来找谭主任联系了几次，因价格谈不拢，就没再来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管价格高低，都没她的份了。
此后，邱总私下的酒局上也没了小丽的身影。有人不怀好意地问邱总，怎么好久都没见你红颜知己来公司啦？他答：没有业务，当然不来了。
大家都开心起来，说风险全无。邱总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这个手术给他留下了后遗症，房事不行，“我跟她不过图个风尚，赶个时髦罢了。”
邱总说的是实话，接触久了，我对他的履历多少还是知道些的。他是高中毕业，当年在农村算是文化人，在村里教过书，当过村干部，后来考上聘用制干部。农村结婚早，他有了两个儿子，还想偷偷生个小棉袄，结果又生了个儿子。那时计划生育管得严，他超生被举报，丢了饭碗、罚了款，还被强制结扎了——他对外说法是，家庭负担重，工资低，自己辞的职。之后，他去了乡镇企业干煤炭销售，小公司经营不善，垮了；又出来办过食品厂，开过饭店，卖过保险，后来才应聘到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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