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能的下一个五年

  在中国，生物质能的发展由于受到粮食安全问题的限制，长期处在不温不火的位置。而在未来的几年，生物质能将迎来一些新的机遇。

  8月初发布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四个专题规划，提出了中国到2015年末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展目标：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其中，生物质能利用量达5000万吨标准煤。

  在当前石油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对于生物质能的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学者们都抱以谨慎的态度。有有经验的人指出，该规划中所提出的生物质能涵盖的范围较广，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如其中所谓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即草木）和沼气都是中国传统能源。

  在针对生物质能的规划中表示，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和生物质热电联产，加快沼气等各类生物质燃气发展。这中间还包括，“建设村村沼气工程和大型生物质气化供气工程，满足居民清洁燃气需求，鼓励剩余燃气发电。合理开发盐碱地、荒草地、荒山荒地等边际性土地，开展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示范点建设，替代车用燃料。建立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储运和使用体系，在城市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集中供热，在农村作为清洁炊事和采暖燃料推广应用”。

  “沼气和秸秆薪柴等传统草木燃料过去没有全方面进入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统计，其实这两块的数量不小。过去没有计算进来还在于统计手段的限制。”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敏俊这样说。如果想要实现生物质能的新目标，在专家的眼中技术并不是问题。大连理工大学能源研究院的生物质能研究所教授修志龙表示，当前生物制燃料的主要技术问题已得到解决，生物制乙醇已经得以商业化。

  “但是主要困境仍在原材料的收集上。”修志龙表示，原因是在中国，因为粮食安全问题，使得生物质能的发展受到限制。

  早在2001年，国务院就决定在吉林、安徽、河南等四省建陈化粮乙醇厂。现共有五家定点企业从事生物质乙醇的生产。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在早一点的时候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也表示，由于中国农业多为小农户的特点，导致生物质能的原材料收集成为难题。

  “从技术层面来说，是可完全达到的，问题的关键在执行力，市场环境、政府的扶持和推广力度、人为隔膜的消除。”朱安妮也这样和记者说，她是北京一家生物质能企业的生物研究室主任。

  除生物制乙醇、生物制柴油等生物制燃料被列入“十二五”规划外，生物化工产业也被寄予厚望。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司长王骏公开表示，生物质能要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做好资源评价、合理规划，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积极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完善生物质气化供气，更主要的是进行生物质梯级综合利用，发展以生物质为原料的燃料乙醇、生物化工，并结合生物质发电、沼气等形成生物质综合利用体系。

  “相比生物质燃料而言，发展生物化工领域更为合理，因为其原料的可替代性强，原料利用率高，同时利润比较高，更具备吸引力。”修志龙表示。

  生物化工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虽然制备诸如柠檬酸和味精的历史已久。但在早一点的时候，这一些产品被列入轻工业，且产品多用于食用，如发酵制造味精、啤酒等。而随着数年前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生物化工产业得到了发展，其领域也从仅仅食用延伸至服装原料生产等等。但是，在中国生物化工仍是一个规模小、种类少、处于初步发展期的产业。

  在修志龙看来，若能使用廉价原料、使用农产品废弃物进行生产，生物化工将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在生物化工上，应该充分的利用其原料成分，同时生产加工副产品，做到物尽其用。

  无论是能源的发展还是生物化工的发展在中国都有着同一个需求。“最重要的是配套相应的政策扶持和补贴。”修志龙说。

  目前，在中国除了生物制乙醇获得了相应的政府补贴之外，无论是生物质燃料还是生物化工领域都没获得任何补贴。而新规划的出台，让许多人有所期望和压力。

  “对整个产业而言，新规划的出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朱安妮说。生物质能的推广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企业来说，需要做到每个环节的把控，比如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而挑战更多在政府，政府的领导力和市场推广力，怎样挖掘出有价值的技术和产品。

  北京普仁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客户部经理贾北昌预计，随着该规划的出台，会出现大批非公有制企业进驻该行业。而从技术层面来讲，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产业化和研发紧密关联。作为企业总是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坚持低成本。如果成本高，但是政府补贴充足，他们也会积极做。”修志龙强调，政府补贴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在中国，无论是生物质能还是生物化工的研发工作都集中在高校和研究院所。但其相应的研究成果难以被产业化。对此，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私人企业都将目光转向国企。

  “生物质能源、生物化学技术这些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产业需要国有企业组织相关的攻坚工作。在这些领域，指望一些小企业去开展研发并不现实，因为他们没承担相关风险的能力。国有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来推动产业的发展。”修志龙表示。

  “希望国企积极关注市场上有价值的技术和产品，与非公有制企业展开更多合作。”朱安妮这么说。■